师言:

当九地开始往十地突破的时候,那个就是智慧与慈悲,在人世间留下来经典论述的过程。将来这个修行者,从九地往十地写的文章啊,留下来的录音啊,将会成为人类宗教当中,所研究的、所遵循的典籍,就跟今天的佛经一样。但是那是未来的事情了,那是九地往十地突破的过程了。

 

你们会发现我讲的——那个时候修行者所讲的法啊,名词概念上啊,和佛经很像,但是名词概念之后,名词概念的背后,却与佛经有着不同的地方,为什么呢?祂蕴含的生命力的光明不一样。

 

因为佛经已经至今经历了几千年人们的论述、转述、理解和翻译,祂背后已经参杂了,有意无意参杂了,三界六道众生生命的气息和杂质。而六年之后,那个九地的真神,开始往十地突破的过程当中所讲的法,是究竟的如来借助这具身体的心意体系,直接所表达的宇宙的智慧实相、如来的究竟德相和天堂的纯净光明。祂对于灵魂的净化有巨大的穿透性、清洗力和救赎力。

 

是这样子的,那么就不再是通过别人的转述,而是众生的灵魂,可以像是当年,亲自听闻释迦牟尼佛讲法一样,听一堂法,在佛身边听一堂法,就有多少,几百个,上千个,甚至于微观当中,那些其他的微尘世界的无数亿个众生得度,瞬间证得了罗汉果、菩萨果。在六年之后,这种事情就会频繁出现了。

——《生命》讲法2023年10月27日

 

最近一段日子,有缘学习了佛教史,查阅了《乾隆大藏经》中《金刚经》的6个版本,查阅了散落各处的《六祖坛经》5个版本,再次验证了我们目前能见到的佛经,都是经过漫长历史岁月的传递,多次翻译,辗转流传下来的,从历史学的角度,证实了老师上述教言。也许,佛教史专家的有些分析立场观点不可取,但是,其考证过程的可靠性、可信度值得肯定,所以,个人感觉相关内容值得了解,故将搜集到的干货整理分享如下,愿见者受益。

 

一、关于佛经集结的情况

 

众所周知,佛经来自于佛陀涅槃后,佛弟子集体集结。

 

据历史学家考证,佛经第一次集结的时间是佛陀涅槃后第一年时,仅口述集结,没落在文字上。第二次集结,约为佛陀涅槃100年时,也没有形成文字;第三次集结,约为佛陀涅槃300年时,初次形成文字。具体情况,有专家著书为证,摘录如下。

 

杜某主编《佛教史》之《僧团的分裂和经典结集》节选:

关于结集的细节,南传和北传的说法稍有不同。据南传材料,第一次结集是在佛(本文注:约为565年至公元前485年)灭后第一年的雨季,由佛陀弟子大迦叶召集主持,五百比丘参加,在王舍城的七叶窟举行,阿阇世王提供一切费用。这次结集,历时七个月,阿难受命诵出诸经(“修多罗”或“法藏”),优婆离诵出戒律。据说,“律”的基本结构,包括戒律的性质、条款、制律的缘起等,都已成型;“经”作为“阿含”的形式,分作五种,也大体固定下来。但这次会诵的经、律,仍无文字记载。

 

佛陀逝世100多年以后,由耶舍召集七百僧侣在吠舍离城举行第二次结集,再次统一经律,重心则是讨论戒律。据南传上座部传说,结集的结果,是以耶舍为首的摩偷罗西方僧侣确定“十非法事”,宣布接受金银布施、储存多余食品等违背旧律者为非法;东方的跋耆国比丘则公然主张向施主索取钱财,以便僧众购置衣物。支持耶舍的是少数,但是“上座”地位高,所以强行通过了“十非法事”。跋耆比丘是多数派,反对这一决议,遂另组织上万人的“大结集”,承认十事合法。早期佛教由此开始分裂为“上座”(长老)和“大众”(多数)两部。

 

按汉译《摩诃僧祇律》(大众律)记载,此次结集不是讨论“十非法事”,而是“五净法事”。(本文注:此处省略一段教派之间的分歧情况介绍)

南传佛史还记载,到阿育王(本文注:在位时间公元前273——236年)时,又举行了第三次结集,地点在华氏城。以国师目犍连子帝须为首,有一千比丘参加。当时,阿育王确定了用汤药、饮食、衣服、卧具等四事供养比丘的原则,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外道”梵志为追求“利养”,则大量混入佛门,而继续“以外道法教化诸人”,致令佛法极大浊垢。其中或有事火者,或五热炙身,或大寒入水;在教义上,或言断,或言常,或言世间涅槃。结集的目的,就是为了剔除掺杂进佛教的这类外道教义,再次整理经、律、论三藏。传说《论事》一书就是目犍连子帝须为这次结集所作。关于这次结集,北传佛教没有记载,一般认为这只是上座部的结集。从《善见律毗婆沙》中可以看出,此次结集有许多重要内容,如国王要极大供养佛法;佛徒中多有刹帝利出家者,是佛法兴隆的标志;不论贫富,生子必须出家,始得入于佛法。这些内容,正是南传佛教具有的特点。传说此后派往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传教的法师,是阿育王的弟弟(一说是儿子)摩哂陀,即目犍连子帝须的徒弟。

 

关于三次结集的传说,即使在佛教的文献中,记述也不尽相同,这表明,早期的佛教典籍决不是出自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僧团之手,而是在不断变迁中,汇集多种僧侣的思想凝结而成的。结集的过程,也就是佛教理论和神话编造与加工的过程。事实上,是否形成过统一的佛典,是可疑的。迄今发现的早期法藏,即《阿含经》,就不是同一个派别的。至于律藏,也是各派自制,中国就传有“五部”之多。论藏是更晚些时候出现的一种体裁,各派在教义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这一部分上。

——摘自《佛教史·第一章 佛教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第三节 早期佛教的分派·二 僧团的分裂和经典结集》

 

二、关于佛经采用的文字种类

 

现存保存较完善的佛教典籍,古文以巴利文为主,现代文以汉字为主。来自网络查询佛经采用的文字种类情况汇总如下。

 

1、《百度百科》之词条《小乘佛教》摘录:

经藏方面,现存较完整保留的南传佛教巴利文阿含经(公元前19~27年斯里兰卡大寺僧人用僧加罗语写出,公元5世纪觉音翻译成巴利语)其中的《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小部》五部 ,前四部汉译阿含经典相应此四部,内容大致相同,汉译阿含经四部:《长阿含》传承自古印度法藏部;《中阿含》属一切有部;《杂阿含》属正统一切有部;《增一阿含》属早期大众部集结。尤其汉传的《增一阿含经》,有学者考证认为其属于较好保存了早期大众部集结经典。至于小乘论藏,7世纪玄奘在印度学过大众部的《阿毗达磨论》。巴利文系及汉译说一切有部都有近似的七部论书。汉传各个部派的论书翻译保存的也很多。

 

2、杜某主编《佛教史》之《早期佛教经典》节选:

 

前已说过,佛教典籍是在长期历史演变中由佛徒群众创造的,形成“三藏”这种丛书的形式,则是更晚的事。关于三次结集的传说,反映了被陆续创制的典籍已经超出了僧众可以共同接受的程度,当时不一定真的有“三藏”编纂出来。一般认为,佛典的流传由口诵改为文字记载,是后来的事。南方所传佛典,在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的斯里兰卡,用僧伽罗文音译刻写在铜片和贝叶上。原文据说是巴利文,有学者认为,这是原流传于西南印度的一种俗语。事实上,对已流传的佛籍,在公元5世纪由觉音、法护等又重新作过订正,采取律、经、论三藏和藏外四部分的编纂方法,可能也在这个时候才相对稳定下来。此中,律藏分为五种,即比丘戒本解说,比丘尼戒本解说,讲述受戒、安居等的“诸事”(犍度),通论戒的“本母”和“增一毗尼”(对戒依数递增的补充说明)。或分为三部分:分别部(戒条)、犍度(诸事)、附篇(戒条的解释)。经藏即是“阿含”,分作五种:《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和《小部》。论藏也以五分分类:问、非问、摄、相应、发趣;或分七论:《发聚》《分别》《界》《双》《发趣》《人施设》和《事》。藏外更是后出的,分注疏和其他两部分。所谓注疏,指原用僧伽罗文对三藏的解说,共28种,公元5世纪转译成巴利文;其他包括《岛史》(成书于4世纪下半叶以后)、《大史》(成书于6世纪左右)、《弥兰陀王问经》和《清净道论》(觉音著,约成书于5世纪)。随着南传佛教先后传进缅甸、泰国、高棉(今柬埔寨)、老挝等国家,这些地方也都有了用本民族语言音译的巴利文经典。我国云南傣族等也有用傣文拼写的巴利文藏经。巴利文成了南传上座系的圣经语。

 

据现代学者依《阿含》等经典记载考证,佛典的最早组织法,恐怕是“九分教”(九部经)和“十二分教”(十二部经),经、律、论并不分家。这类组织法,既包括用散文、譬喻、颂体等表达的教义,与经藏相似,也记叙佛陀论说戒律的因缘和本生,大同于律藏的内容,同时也有论议,回答和议论教理上的问题,类似论藏的形式。在较早的汉译佛典中,有的就是经、律、论并存;现存的《阿含经》也有这样的情况。

 

现在,除南传上座部三藏保存比较完备以外,其他部派的三藏都已不甚系统,除个别在中亚发现有梵文的残片外,剩余部分都保留在汉文译籍中。

 

从汉文译经史看,最早出现的教义是禁欲苦行。传说公元1世纪译出的《四十二章经》,尽管含有个别的儒道成分,依然掩盖不住那种强烈的厌世和出世思想。这些,都与早期佛说逼近。当公元2世纪末,大规模汉译开始之际,也只有上座部《阿含》中的个别小本经被介绍进来,而综合论说“三科”和“禅慧”的更多,其中包括著名的《那先比丘经》。而能够反映早期三藏概貌的典籍,直到公元5世纪才完成翻译。其中律藏有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法藏部的《四分律》、大众部的《摩诃僧祇律》、化地部的《五分律》,及南传上座部的《善见律毗婆沙》。到公元6世纪,属犊子部的《律二十二明了论》也被译介进来。在作为经藏的《阿含》方面,译有属大众部的《增一阿含》,属有部的《中阿含》和《杂阿含》,以及属法藏部的《长阿含》。这四部《阿含》的部派归属还有其他异说。由此四部分经藏组成汉文的“四阿含”结构,与南传前四阿含大体相应。南传《小部》,汉译中没有相应者,但它的部分内容,分散在其他译籍中,像《六度集经》《生经》《义足经》《法句经》等。论藏则多属有部,从公元2世纪的《阿毗昙五法行经》,到公元7世纪的所谓“一身六足”,新译和重译不断,相当完备。此外还有属上座部的而由化地部和法藏部传播下来的《舍利弗阿毗昙》,属南传上座部的《解脱道论》,属正量部的《三弥底部论》,属贤胄部的《三法度论》等,也都在公元4、5世纪译出。

 

巴利文和汉文的这些经典,保存了早期佛教的基本内容。但由于它们成书的时间都比较晚,加上编者和译者不可避免地要带上民族的和时代的特征,所以不但这两大系统的同类三藏有许多不同的色彩,即使在同一文种的典籍中,也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只是相对于晚出的佛籍,它们才被称作早期佛典。

 

三、一经多译现象

 

(一)在《乾隆大藏经》中,仅《金刚经》就有六种版本,三种题目,分别是:

1、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本,元魏三藏菩提流支译本,陈天竺三藏法师真谛译本,共三种译本;

 

2、《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唐三藏法师义净奉制译;

 

3、《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隋三藏笈多译。

 

(二)《六祖坛经》共有五种版本,涉及五位作者。网络资料查询结果是:

 

1、敦煌本:是近代从敦煌发现的写本,约成立于公元780-800年之间,一般以此本为最古,现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名字是《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共一卷。

 

2、惠昕本:是晚唐僧人惠昕,参考古本改编删定而成,编订的时间大约是在宋太祖乾德五年(967)。惠昕本所编的版本共有三卷十六门,现存二卷十一门,后来传入日本,由日本京都堀kū川兴圣寺刻印,所以这个版本也叫兴圣寺版本。

 

3、契嵩本:是契嵩禅师发现了古本《坛经》,依据这个版本校对勘正而成,由吏部侍郎郎简出资刊印,成书时间大约是在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

 

契嵩本与敦煌本的时间相差大约276年左右的时间。到了这个时候呢,《六祖坛经》从敦煌本的不分卷,惠昕本二卷十一门,以及契嵩本的三卷十门,《坛经》所具有的品目和模式,大致就定下来了。并且这个模式,为后代流行本所沿用着。

 

4、德异本:是元代僧人德异,觉得《坛经》被后人删改太多了,失去了六祖禅法原来的面貌。于是就花了三十年的时间,遍求古本,终于在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的时间刊印出来了新的版本。

 

5、宗宝本:是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广州报恩寺的僧人宗宝,得到了三种《坛经》的版本后,觉得每个版本之间互有得失,于是就将三本合成校对为一本,为一卷十品。

明太祖洪武五年至明成祖永乐初年(1372-1403)期间,朝廷开始刊印《大藏经》,就将宗宝本收入其中。所以,宗宝本就这样被广泛的流传下来了。

现在的《大藏经》里有两个版本的《坛经》。

一是,最古老的敦煌写本;

二是,宗宝本,它们都收于《大正藏》第四十八册。

 

 

本文需要说明的是:在《乾隆大藏经》中,只收入了敦煌本一卷,在“此土著述”分类项下,题目是《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作者标明的是“门人法海等集”。

 

 

综上所述,老师所言符合历史事实,毋庸赘言,历史资料可以证明,“因为佛经已经至今经历了几千年人们的论述、转述、理解和翻译,祂背后已经参杂了,有意无意参杂了,三界六道众生生命的气息和杂质。”(《生命》讲法2023年10月27日所以,今日佛经的威力不如佛陀在世时。惟愿自己好好学老师的法,珍惜和老师同世的每一天!

 

以上分享,若有不当,敬请老师和同学们指正!

 

老师:引经据典,有据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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